保护个人的自由必然意味着限制多数人的权力：法院保护个人或少数人权利的权力的另一方面是，它限制大多数人的权利。
该课题组在2004年6月15日至7月14日对720名进京上访农民进行了专项问卷调查，在有效的632份问卷中，进京上访原因涉及到土地问题的问卷有463份，占有效问卷的73.2%。2005年，国家审计署在对高等级公路建设项目的审计中发现，在21个项目建设中，当地政府和征地拆迁部门截留挪用、拖欠和扣减应支付给农民的征地补偿，欠费共计16.39亿元。
一方面，它对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观念是一个重大的打击。（2）提高补偿标准、实行公正补偿第一，原有补偿标准应抛弃。尽管我国《物权法》第132条明确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42条第2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其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可以属于国家所有，也可以属于集体所有。而培养高素质的公民，是现代教育的责任，是文化产业的责任，也是媒体网络的责任。
（13）法律规定的其它公益事业。如果行为人的行为直接涉及个人私益，间接涉及公益，且对公益的影响又十分微小，则国家机关不得以公益之名加以干预。张全印、李代福：浅谈农地三元所有制，载《中国土地》1999年第9期。
例如，对于本村是否存在农地（田）被征收的情况，根据本课题组的实地调查，竟然有13.17%的农民回答不知道，充分表明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对本村事务根本就不知情。在以公法权力限制或剥夺权利时，一定要有正当的理由并遵守正当法律程序。在经济市场化之后，农民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那些进城务工的人仍然不能摆脱身份歧视，以至于出现了农民工这样不合逻辑但却合乎实际的歧视性称谓。国家将征收所得的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出让给非公益建设用地的厂商，获取土地出让金。
[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正义与法》，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农民原子化的原因有：第一，在工商业化大潮中，原来职业与身份高度统一的农民，开始出现了职业与身份分离的现象。
房地产业成为内地富豪们的主要财富来源， 令人深思。土地征收后，即使可以暂时得到一笔数额可观的征地补偿费，但这些补偿费总有用完的时候，生活保障仍将是一个问题。此类并不直接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之所以仍然属于法律规范，是因为它会间接涉及人的行为，即确认现状的法律地位，目的是希望人们尊重现状而不要挑战或改变现状。（2）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一，改变政府功能定位。
他们被无情抛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有限的补偿费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更不足以充当创业的资本。虽然《城乡规划法》要求规划在报批之前要经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如是镇，则经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但该审议意见仅供研究处理之用，同时也没有指示其作有关公益目的的审议。这一规定已经于2007年10月1日生效，但到目前为止，这一规定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而在土地征收实践中被忽略。因此，应当正视《宪法》第10条内部存在的矛盾。
5.歧视身份化农民的历史惯性建国后，随着僵化的户籍制度的建立，农民从职业变成一种身份，只要拥有农村户口，不管有没有务农能力、是不是依靠农业维生，都是农民。所以，能否将社会契约观念延伸到行政事务当中，更多地运用民主协商的手段解决问题，考验当政者的行政智慧。
对后两款规定的解读：其一，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为禁止流通物，既不能在市场上买卖，也不能以其它任何形式转让。吉林村官腐败案频发，暴露土地补偿款监管难题，载《经济参考报》2009年1月21日。
如果制宪者并没有这样的目的，后来的解释者能否将此目的加之于其上？我们认为，如果没有更多的解释理由支撑，则解释者不能如此解释《宪法》，而应该作相反的解释。例如亚里士多德就把城邦看作是最高的共同体，其目的就是实现至善， 这种最高的善在现实社会中的物化形式就是公共利益。政府应当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首先要符合政治科学的基本原理，其次要考虑人民的欲求，再次要考虑政府的能力和财力，最后要考虑人性的弱点。虽然其执行情况要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汇报，但其编制和审批均与人民代表大会无关。在商人那里，公共利益不过是便于征收的一个虚幻符号，征收完成就可以抛诸脑后。3．社会文化对策（1）转变错误的思想认识，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第一，要在全民特别是政府官员中，树立权利神圣的观念。
也就是说，如果现有的国有土地不能满足建设工商企业及房地产开发的需要，就可以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于在所有的征收权问题中，征收权的发动无疑既是起点、又是中心，而政府恰是征收权的唯一发动者，所以，我们主要以政府行为为立足点考察内外因问题。
2.完善征收程序土地征收程序的完善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确立土地征收部门对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认定程序。我们认为，土地财政和商人逐利的驱动是两大重要因素。
所以，补偿主体应替农民缴纳社会保障费用，使失地农民享受社会保障服务。（二）法律对策之基础：明晰相关法理1.征收的概念（1）正确认识征收概念我国立法原来一直使用征用一词，至2004年修宪时接受学者建议，修改后的《《宪法》》第10条和第22条均将征收和征用并列。
（2）商人对利益的追逐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浪潮，大批农民及农民子女涌向城市，加之在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一批人现在已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而中国人对私有住房的偏好又一直稳居高位，于是产生了对城市房地产较高的需求量。国土资源部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这样的历史教训不可不吸取。特别是，政府确立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管理体制，为发展工业不惜牺牲农民的利益，农民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逐渐沦为二等公民。
既然农民职业可以改变而其户口身份可以不变，那么，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立高楼大厦（城市化的一个标志），为什么就一定要改变其土地权属呢？进而言之，如果说当前的城市化还表现为现有城市的扩张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预料，未来还有一种城市化——农村自发的城市化，即居住环境城镇化（农民自己统一盖高楼，修街道），农业本身工商业化（农业公司化运作，农地成农场，单个农民变成农业工人）。（1）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表现及其诱因所谓土地财政，在我国是指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开支。
在一个庞大的国家（社会）里，我们每个人其实不也是孤独的囚徒吗？在相互竞争、相互防范之中，我们真的能够统一协调行动、分享每个人的知识和信息吗？在有限的认识能力和人类固有的弱点面前，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公共利益往往也不过是镜花水月，难以变为现实。如果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个人的自利行为就可以满足公益需要，此时，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征收，又有什么样的必要伸入市场之中呢？因此，将城市化解释为公共利益的一种，是十分牵强的。
[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版，第58页。公益性医院、诊所、合作医疗机构、疗养院及其它公共医疗机关、防疫检疫机关。
第三，必要时使用中立机构。许多历史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过于强调国家（或社会）的超人品格，极易被少数独裁者所利用，最后往往不仅所谓的共同福利没有实现，现实中的个人利益也大为减少。换句话说，征收的实质就是一种剥夺——一种不予补偿就不公正的剥夺。抓住了利益之链，也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其中，针对立法机关的诉讼为宪法诉讼，针对行政机关的诉讼为行政诉讼，针对一般民事主体及村民集体的诉讼为民事诉讼。公法权力自身正当目标的唯一性，必然排斥权力执掌者运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取私益（公权无私益），因此征收中的腐败现象，更属于典型的公法权力滥用。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即采取的方法应当有利于目的的达成。
2001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1]51号《关于人民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得收益分配纠纷是否受理的答复》认为，它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属民事争议，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范围，严格控制公益性征地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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